如何以唯物辩证法为基础，吸收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将其熔铸到一个新的哲学体系当中。
所以除了疯子和植物人，没有人能够接近这种境界。最后一个境界是大我境界。
持性恶论的人也是一样，他们对其坚持的性恶论的范围和内涵就了解得很真切，但对人的善心善性以及善行就没有真切了解，认为这些只是后天人为的结果，只是在制度的控制下人不得不如此转化的结果，这在前述荀子那里有明确的的表达，在西方所谓的性恶论者那里则尤为如此了。因此，从个体自我的层面来讲，如果按照孟子的道路来开展人生的话，那么就是要不断地改恶修善，最后回归于万物皆备于我这样一种境界。主客泯灭的道理在庄子和佛教的思想里面都有很多的论证。什么叫做逆来顺受呢？其实这个词讲的已经是自私境界之上的一种精神境界。另外，我说它们把人性看死了，因为不管是孟子也好，荀子也好，他们都把人性看成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而这是他们没有体悟到人性是空性的直接表现。
如果不能进入到无我境界，就谈不上什么大我境界，那个我只能是自私境界里面所表现出来的自我。根本原因是人作为一种有意识的动物，本身具有一种对于宇宙人生进行感知、思考、觉悟的能力。汤先生认为，要讨论儒家思想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首先应弄清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 弄清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我觉得可以注意两点：一点是要注意贯穿儒家思想整个发展过程中经常起作用的某些思想。
显然，荀子把礼制度化、法律化了，这是荀子思想独特而有积极意义的一面。也就是说，内圣外王过分强调了人自身的觉悟功能、人的主观精神和人的内在善性，要求人由其内在的自觉性约束自己，以为靠圣王就可以把天下治理好。汤先生认为，个人的道德学问和社会的理想、政治的事务虽然不是完全无关系，但它们毕竟是两个问题。道（或天道）是客观存在的，但道要人来发扬光大它，要人来实践它。
用政令和刑法，虽然民可以暂时避免犯罪，但不是自觉地遵守法规，因此对犯罪并无羞耻心。内圣外王是以内圣为前提、为基础的，特别注意人的道德修养，什么问题都可以用道德解决，这就可能变成泛道德主义。
礼、刑、命皆为制度性的规范，但在孔子看来，礼是更为基础，更根本性的，刑和命是补充或辅助。说到底，儒学能否现代化的问题，是一个文化问题，一个必须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的问题，故而不能主观上抬举或贬抑儒学的地位，从而成为某种思想工具。但是从现代社会来看，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可以是不治而议的，做一个现代公民社会中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没有必要都去学而优则仕，也可以是远离世事而一心为学术而学术、为艺术而艺术，不必都趋向中心，也可以走向边缘。而在教人如何做人，有个安身立命处，有个对宇宙人生自觉自主的领悟。
荀子的礼法说不同于孔孟，而有着特殊的意义。《汉书·礼乐志》言：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别，为制婚姻之礼。（4）儒学现代化即是要用它来解决现代社会的一切问题。第二，他们认为可以从儒家的心性说中间开发出（现代科学来——笔者补），他们叫做良知的坎陷，这个说起来很复杂，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孔子说人而不仁，于礼何，又说为仁由己，可见孔子看重的还是以仁为本的内圣一面。这是说，礼的作用是要在人们犯错之前就加以防止。
即便是荀子的礼法兼治，强化了礼的法制性意涵，也仍然偏重于教化的意义。荀子特别重视礼法，所谓礼法之枢要，礼法之大分，一方面，礼法并举：治之经，礼与刑。
汤一介先生不认可这一理论的创建之现实可能性，因为儒家的内圣外王与现代社会并不相适应。关键词：汤一介、儒学现代化、内圣外王、礼法合治 随着上世纪末国学热在中国的兴起，儒学也逐渐地、时不时地在民间或非民间受到不同程度的推崇。从传统的儒家思想看有着把内圣外王之道理解为内在的道德学养必见之于外在的日用伦常事功上，这应该说是有价值的。这就说明，虽然孔子以及后来的儒门正统也讲礼法兼治，但是他们的重心还是偏于礼的一面，即偏于以修身为本、为仁由己的内在道德功夫一面，这与荀子所说的作为制度化、法制化而用以化性起伪的礼是有区别的。这种主张的问题不在于强调和重视民主政治、科学认知体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而在于它急切地要从儒家思想本没有的体系中勉为其难地去榨取、去挖掘这些观念和资源。因此说，礼法合治并不是简单的复古式照搬过去的做法，而仍是一个儒学现代化的问题。
因为儒家思想的价值并不在这方面。就这点看，礼、法虽为两套不同功能的制度，但对社会来说都是不可少的。
基于此，汤先生归纳出贯穿整个儒家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两个基本精神，一是理想主义，二是人本主义。1958年，牟宗三、张君劢、唐君毅、徐复观四人联合署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牟宗三先生提出的良知坎陷说，只是这一内容的哲学化或康德化表达。如果用道德和礼教，民就有羞耻之心，而且能走上正道。
儒家思想为什么要追求这三个合一呢？我认为，儒家思想无非是教人如何做人，对自己应有一个要求，对天下国家应有一个责任感，这是一个很普通的问题，但也是一个极难做到的问题。甘祥满（1970—），男，湖南省岳阳县人，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学、经典诠释学。这既强调了礼防患于未然的源头性地位，同时也指明了礼在效果显示上比较迟缓的弊端。熊十力则据《大学》论格、致、正、诚、齐、治、平，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而得出内圣必可外王的理论。
对于当代新儒家在儒学第三期发展方面所具有的信心和义理上富有思辨性的深度开创，汤一介先生是保持着审慎的怀疑态度的。从《礼记》中，我们可以看到有着各种礼制的记载，如婚、丧、嫁、娶等等，这些都包含着各种家庭伦理规范，而要使这些家庭伦理规范成为一种社会遵守的伦理，就要使得礼制度化。
礼的作用是调节民心所求，乐的作用是表达民的心声，政（行政）是指导民的行为，刑是防止民的出礼而人刑。所谓第三期发展，也就是儒学在面向现代化进程中，在全球化时代，可否以及如何应对现代科学与民主政治的发展，以期为现代社会提供新的可资借鉴的资源。
汤先生这样设问：我们为什么要说儒家思想中也有民主和科学呢？如果我们说儒家思想并没有这些思想，但它可以不与民主和科学相抵触，是否影响儒家的价值呢？不一定。《汉书·刑法志》又说：圣人……制礼作教，立法设刑…… 《书》云：‘天秩有礼,‘天讨有罪。
在荀子那里，礼法这一概念既包括礼又包括法，而这两者是相关的，所以荀子说：故非礼，是无法也。不必然是说内圣与外王之间不存在理论或现实的必然关系。但儒家思想能够在这方面为现代人提供很多富有启发的智慧和资源，这是我们应该积极弘扬的。新儒家可能有一个不一定正确的方向，即用西方的模式来规范儒家思想。
《汉书·礼乐志》：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涉及人们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它对规范人们的生活是不可或缺的，因此，要制定各种礼的制度，这是由于人性情的要求，所以礼不可废。
因此，照我看儒学第三期发展问题就要看儒学能否现代化了。儒学应如何面向现代化？儒学的基本精神何在？我们要怎样合理地吸收和发挥儒学的文化优势？又如何避免对儒学做不恰当的诠释和企望？这些问题，汤一介先生都曾认真思考过，并提出了很多独特的见解。
如果刑还有所不足，则可以用法令来补充，以防止老百姓贪欲泛滥。内圣外王，即先内圣而后外王。